不少司法解释将引起自杀作为适用较重的加重犯的条件。

健康虽无外形，但借助工具以一定标准可以测度。一切客观法不过是对人的行为之价值判断(它体现在规范中的结果部分，如损害要赔偿，杀人者死，禁止民间借贷)，行为与结果之间并不具有如天下雨地就湿的必然联系。

当然，权利本身也带来成本，但比起确定个人利益是否应受制定法保护要低一些。这指明，当缔约国违反国际人权法时，结果不是侵害别国的利益，而是个人的尤其是其公民的权利。当然，人格权的类型和性质与其他权利有所不同。各类法对人格权的规定在反映人的社会文化资格和人格的权利化这个主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人的法律资格和人格权法律体系。在实践中常被解释为名誉权的此条可被视为一般人格权，但享用的主体与中国现行宪法中绝大部分权利一样，限于中国公民，不完全具备国际人权法所强调的人人享有人的尊严这一普适性。

[9]但在以往的日文翻译和追随前者的中文翻译上，人们将Recht不加分别地以权利对译，固然有其提升权利而不是义务在人的主体地位中的意义，映现近代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避免造成权利由主权者赐予的错觉等优长，将Fähigkeit一律以能力对译，固然可信且便于与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区别，却不能区别该词具有的实质性和技术性两种功能。二要适度利用判例依据一般人格权创立新的具体事实构成，但如何确定对人格权的侵害，尤其在涉及对侵害名誉、荣誉和私生活的认定上，需要与相关权利如表达自由、知情权进行权衡，不存在非此即彼的认定。这主要包括：(1)关于法和法治的一般制度、体系、程序、规则、规范和架构的法理问题。

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应当把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新矛盾作为研究和突破的重点，以法治新理论回应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应当包括通过深化对国际法治(法学)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的研究，做出推动国际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的中国贡献。(6)加强国际法学理论研究，善于提炼法治理论的标识性、标志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法治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积极参与和推进世界法治理论、法治观念和法治话语的创新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应当正确区分法治理论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

这主要包括：(1)关于法治运行实施的一般规律、特点、机制、行为、方式、条件、变迁、成效、评估等各个方面的法理问题。在守法方面，虽然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但全民自觉守法的格局尚未形成，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得到根本解决

四是立法应当符合经济社会关系发展的实际，具有针对性、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在全球性层面上需要新的法律秩序，尤其在通讯、环境、地球和其他星球自然资源方面。第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法治中国的概念，并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新时代法治发展的重要任务。

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当前，我国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都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法治领域改革面临许多困难。在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及时总结国家和地方层面推进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深化和发展了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认识，逐步形成了法治中国的新概念，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新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生命离不开实证的支持和检验，尤其是针对长期以来法学界习惯使用的对法和法学问题的价值研究、概念研究、规范研究、制度研究、比较研究等，对这些研究的深入和展开，对这些研究的机制和动态，对这些研究的效率和功能，对这些研究的结论和观点，都需要在法治实证向度的再研究中得到验证、深化和推进。

第四，加强从法律大国迈向法治强国基本规律的法理研究。(5)实施党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政治工程，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确保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进依规治党、制度治党。

(2)关于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和国家宪法宪制的法理，如中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法理，关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社会制度、基本文化制度、一国两制的法理，关于中国民主选举制度、人权保障制度、立法体制、法律体系的法理问题。坚持法治体系的时代向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应当从以下方面着力。

三、法治体系的时代向度 中国法治体系和法治理论最根本的时代性，就是新时代的时代性。第二，以新时代的新矛盾作为法治创新研究重点。五是在推进司法改革中，存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改革的深化不平衡。政治学意义上的善治包括十个要素，即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有效、参与(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稳定、廉洁、公正。六、系统法治的综合向度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3)实施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双轮驱动工程，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完善法治，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最重大改革于宪有据，以宪法和法治引领、促进和保障改革顺利进行。

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6)加强国际法学理论研究，善于提炼法治理论的标识性、标志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法治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积极参与和推进世界法治理论、法治观念和法治话语的创新发展。(4)关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等法治发展各个领域的法理问题。

良法就是要求应当以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成熟定型、符合人类文明价值理性的立法体系治理国家和社会。(6)实施法治中国建设与平安中国建设相结合的共建工程，把授权与控权紧密结合起来、把维权与维稳紧密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与保障人权紧密结合起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保障平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5)法治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图像识别、基因科学、生命伦理、现代医学等新兴科学技术的法理关系。第二，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在法治发展不平衡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当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中，存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用法、护法等法治环节的发展不平衡，例如面对问题矛盾，一些地方还存在立法上放水、执法上放弃的现象。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保护的立法方面，中国也吸收了不少国外的法治经验。立法过程中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问题依然存在。

四是在深化法治改革中，存在司法改革、法治政府建设、立法发展、依法执政、法治监察等领域的推进不平衡。来源：《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

(3)关于依宪/依法治国、依宪/依法执政、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依法治军、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等法治实施各个方面的法理问题。法治理论必须更加关注对其各个零部件之间的相互兼容、彼此匹配、优化协同等整体性问题展开研究，更加强化对其协同性、系统性和有效性进行深入研究，用全新的法治系统理论为引领和支撑，促进国家法治在整体上实现最优组合、发挥最佳效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的总体进程。

法治中国的法理向度，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法哲学、法理学、法政治学的价值体系、理论基础和学理依据，它强调的是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的五性特征——哲理性、法理性、学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是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理论体系的理性特征和内在要求。三是立法程序应当科学民主，良法的生产应当通过科学民主的立法程序来保障和实现。坚持法治世界的国际向度，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应当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

今天，对世界法律的描述必须是更复杂的一幅图画，包括已确立的、又复兴的、正发展的、刚发育的，以及潜在的等各种法律秩序形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建设法治体系、建设法治中国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

法律制定的好坏、能否达成良法善治，应当在法治实践中得到检验，在法学实证中完成验收。(4)实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相结合的双推进工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体系，努力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和智能化。

我们如果回答说法大，人家又会说，既然如此，那还要党的领导干什么？这是从理论逻辑上说的。这些新需求新向往，基本上都是广义法治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